几番拼搏，几番辛苦。当邮递员送来华东工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时，正在田间劳作的父亲闻讯哭了。启程赴沪上大学那天，母亲翻出那床红缎面被子，把她的祝福装进了背包。

　　他是学电脑的。平时爱跑到上海市中心的计算机市场转上半天，也喜欢去泡图书馆，无论是孔子还是电子、中文、外语，都爱学，他说，总觉得自己是张空白软盘，有大量的信息需要输入。但谁也没料到，正在储存信息时，他的人生会突然“停了电”。

　　有一段时间，他莫名其妙地觉得学习比以往吃力，上课打盹，下课还想睡，走路越来越慢，上楼也抬不起脚，仿佛有一种什么怪物从身上不断地汲取精华。

　　开始并没在意，以为只是缺乏锻炼，直到有一天，有位同学踢球受伤，他去帮着打开水，突然在开水房倒下了……

　　然后发高烧，眼睛充血看不清黑板上老师写的字，甚至难以分辨迎面走来的同学。他一个人偷偷去上海新华医院作了检查。

　　结果是白血病。

　　回学校的路是个沉寂的旅程。他在日记中写道：“多么美好的世界，可它就要远去。大街上刚才还呛人的汽油味也显示出了生的气息。走在校园的林荫道上，阳光穿过树叶间的缝隙照到我的身上，暖融融的让人有些依依不舍。看到往昔的同学们，他们正在运动场上尽显青春活力，在树荫下尽享青春的浪漫——这—切正是我昨天的拥有，不，这也正是我今天的失去。不知不觉中，泪已成行。”

　　终于到了宿舍，或许不幸已刻在脸上，同学们都紧张地过去询问，面对一双双惊愕的眼睛，他说：“真想穿上学士服拍张照，那是我渴望已久的梦。”夜里，他怎么也睡不着，听着时钟“嘀嗒嘀嗒”地响，他知道了时间的宝贵。虽然昨天还在和同学们大谈生活的空虚与无聊，但今天，逝去的每分每秒都是那么可惜。

　　第二天，刘小宾住进医院。他想翻翻书，每次都有一种莫名的倦意迫使他放弃——他的确再经受不了任何一种劳累，此时，只能静静地等待死亡，抑或是一种奇迹。他怕入睡，因为那沉重的梦境和几乎无法承受的心理压痛。

　　病友们都患有疑难血液病，每周都有病友逝去。死者亲友们的痛哭像重锤一样敲击着他的心脏，太可怕了，他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总以为说不定自己已经死了。他合上双手，感觉到掌心的热力，这双手没有死，只消把它们开合一下，就能感到生的力量；他用尽全身力气揪自己的胳膊，辣辣的疼痛随之而来，他欣慰地体验到还有生的痛楚。他说：“那天宣传栏上公布了国家“九五”规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多么诱人的前景。我哭了，为了不影响病友的情绪，我躲在厕所里偷偷地哭。”

　　为他主治的董医师是位好心的女人，她以一颗母亲的心告诉他：“并不是没有一丝希望，异体骨髓移植还可能根治白血病。”这话激起了巨浪狂澜，曾经决意等待那个无言结局的他再也无法平静，生的欲望紧紧地攫住了年轻的心。他说：“哪怕那希望是根稻草，我都要尽全力抓住。”

　　他向一位主管老师提出配型要求，老师很有些吃惊，告诉他，学校的医疗经费相当紧张，连老师的肾移植款项都要全校师生捐助，何况一个学生?

　　医院也不相信刘小宾的话，只当不懂事的小孩说着玩，并没给主管老师谈骨髓移植。这时的刘小宾在日记中写：生命是自己的，必须行动起来！于是，第一步，他请校大学生记者团团长来医院，对血液科主任进行采访，并请他巧妙地将全校师生的真情关注告诉医生，借此来引起医院方面的重视。

　　第一个计划成功了，记者团团长采访之后，医院答应配型。

　　与妹妹的配型也成功了。

　　当然，更有可怕的问题摆在面前：移植手术需要20万。世代务农的家庭，哪来这笔巨款？学校又怎能负担得起这笔额外的开支？他拿出患病后搜集的一大本白血病人的资料仔细地研究，发现他们全部因为新闻媒介的披露或多或少地接受了社会各界的帮助。

　　他开始第二步行动：向这个充满爱心的社会发出了求救讯号。

　　首先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去信，并附上了得病后的伤感之作《无泪的沉思》。不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今晚八点半》专栏播出《无泪的沉思》，并向全国听众介绍了他的窘境。他收到了许多人们的电话和汇款。

　　但这笔汇款并不能解决问题，他向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求助。基金会认为学生会出面较好，他分别走访了学校分管卫生、学生工作的科室，谈了自己的情况和想法。他又支撑着疲惫的身体去图书馆查资料，抄下很多大的宣传机构的地址和电话。

　　他说：生命只有自己去抓，我不应该放弃每一个可以求得帮助的机会!

　　以后的日子，他不断地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去信，给《解放日报》打电话。

　　不久，《解放日报》刊发了长篇报道《请伸出援助之手》。机遇来了！——因为这篇报道，中国华东电力集团公司做出决定：捐助10万元。

　　他说：“接受华东电力集团10万元捐款的那天，病房里挤满了记者，闪光灯亮个不停，我没有哭，也没有笑，看上去非常冷静。旁边的病友很吃惊，说这证明我与众不同，很有气魄。其实，我的心情很复杂，为10万元所代表的爱心感到不安和激奋，也为尚有10万元的手术费缺口而焦急，我不能因为一时的欢愉而“坐享其成”，我知道并不是所有的单位都有如此雄厚的财力和这么浓烈的爱心，余下的钱还要自己一点点地去艰难争取，我不能停止我的步伐。”

　　为争取更大范围的援助，他想到家乡湖北，给《湖 北日报》写信，结果几天后有了回应，记者将电话打到上海的宿舍。《湖北日报》记者不辞辛苦驱车两百多里，到他的家乡实地采访，写成特稿，发表在《湖北日报》上。

　　经过他的努力，社会给了这个濒临绝境的大学生越来越多的回馈：华东工业大学在承担了前期4万元医疗费的情况下，积极动员全校师生捐款6000余元；上海东方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方舟几次打电话到学校询 问情况。随后专程赶往医院看望，她本人捐赠了2000元；上海《青年报》头版头条报道了他的情况；淮阴师专政史系的团总支、学生会寄来了同学们的心意。

　　他的病得到了京、沪、汉三地新闻媒介的重视，牵动了千万人的心。

　　他说：“一个大学生的病牵动很多人的心，确实有些不同寻常。有人问我有没有什么背景，我笑了。我只认识同学们都见过的学校领导，帮助我的人基本上都无缘见面。有人说这证实了我的能力与才华，连最朴素的护士小姐也说：‘你的书没白读。’”

　　经过积极争取，他由学校的定点医院——新华医院转到了治疗白血病更有经验、设备也更先进的华山医院。

　　1999年2月，刘小宾得以进入骨髓移植的无菌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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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王轩的故事

　　王轩，中国科学院研究所博士生，专攻“瓦斯突出”这一世界难题，是中科院先进工作者和优秀共产党员。正当他事业如日中天时得了白血病，去世时年仅27岁。

　　王轩家是地地道道的山里农家，父亲是农民，母亲是一个每月只领87元工资的乡村民办教师。

　　王轩是家里老大，底下还有5个弟妹，都要上学。那时爷爷奶奶都还健在，爷爷双目失明，奶奶全身瘫痪终日卧病在床，一家人的生活全靠父亲种田和妈妈那87元工资来维系，日子过得非常艰难。

　　王轩以乡里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中学。考进中学后，父母又高兴又着急，高兴的是儿子为他们争了光，着急的是家里太穷，连给王轩买一双胶鞋的钱都没有。父母暗自心酸，无论如何不能让孩子光着脚板进学堂呀。

　　父亲忍痛把母鸡抱到了集上，用卖鸡的钱买回了一双胶鞋。

　　王轩穿上这双鞋后一脸的灿烂，可当他发现家里的老母鸡不见了时，像脚踩热炭了一样连忙脱下鞋，死活不肯再穿上。父母都急了，哄了好半天，他才穿了鞋泪汪汪地进学堂。

　　王轩门门功课都要争第一，他在日记中写道：“不能辜负父母的一片苦心，要对得起脚上这双鞋。”　　

　　有一次全县统考王轩得了第一名，学校决定不发笔记本与钢笔之类的奖品，需要什么奖品由他自己权衡。他很高兴，立马脱口而出：“我要大米！”老师非常奇怪，问他为什么，他没有回答。于是，在表彰会上，出现了学校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奖品：50公斤大米。

　　王轩连夜把米挑回家，他知道青黄不接的季节，全家很久没有吃大米了。当天晚上，全家人吃上了香喷喷的大米饭 。

　　15岁的王轩以全县总分第二的成绩考上了重庆大学。本来他的分数足够上清华大学的，别人问他为什么不填“清华”，他回答：“北京好远，要好多路费！”

　　4年之后，他大学毕业，分配到攀枝花矿物局花山矿工作。一年后，他又考回重庆大学读研究生，毕业分配到重庆煤炭研究所工作。同年考上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师承著名科学家郑哲敏先生，专攻“瓦斯突出”这一世界难题。

　　在博士生宿舍里，王轩是最用功的学生之一。他差不多每天都是第一个去实验室，最后一个回到宿舍。当中关村设立博士点英语强化班后，他被选为A班的班长，力学所的同事们也很快对这个既腼腆又勤奋的年轻人产生了好感。

　　一天，他告诉指导老师：“这段时间，我的眼睛越来越看不清东西了。”老师一听，仔细端详了一会，发现他脸色煞白、虚汗直冒。老师慌了，当时就拉着他的手朝医院奔。一验血：白血球25万！中关村医院的化验师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王轩，谁叫王轩?”化验师趴在窗口上高声喊道。

　　可是没有人回答，他早已回实验室了。

　　3天后，白血球已上升到57万的王轩住进了医院，他不知道自己生的什么病，但看到周围那些患白血病的病友，他一切都明白了。

　　力学所为挽救他的生命，很快开了会并最终研究决定为他进行骨髓移植手术。

　　领导找他谈话，他流泪了。

　　当他得知骨髓移植要花那么多钱，他毫不犹豫地表示了拒绝。

　　他说：“太贵了。现在一天50元的住院费已经使我很是不安了。再说，力学所一年的医药费才10万，如果我花掉了，那么别人的药费怎么办呢?”

　　领导的态度是严肃的，但他固执己见，甚至干脆以不住院相“威胁”，使领导没有了任何办法。

　　力学所的同志听到这个消息后，无不怅然泪下。大家重新商量一下，想先给他换一遍血，谁知他又同样地拒绝换血。既不移植又不换血就意味着死亡，他才27岁啊!　当领导决定强行为他换血时，短短10分钟，力学所大院里就聚集了两客车人要求去医院为他献血。他们中有白发苍苍的老教授，有与他一样废寝忘食拼命工作的青年学者……谁也没料到，王轩对他们的献血也拒绝了。

　　一位与他同在一个实验室的博士生急了，哭着大声喊：“王轩，我俩亲如兄弟，我的血你要不要？”

　　王轩说：“谢谢大家。”

　　（他的弟弟王璇回忆时说 ：在生命最后岁月里，大哥想了些什么已不得而知了，我很想从他遗留下来的信件中找出他的真实思想，特别是他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了，面对死亡，他对他27岁的人生有一种什么样的感悟。我没有找到。）

　　平日里总是笑眯眯的王轩变得沉默寡言。一天夜里，当班护士隐约听到病房传来压低的哭声，她打开门一看：王轩正蒙着被子哭。护士刚想劝劝他，他一抹眼泪说了这样一句话：“我对不起父母，他们还没来得及享我的福……”

　　入院不到20天，他又办理了出院手续，出现在实验室里，让自己所学的知识白白浪费掉，他是不愿意的。他与指导老师商量，停下选修的课程，先投入做博士论文所需的实验工作。他主要的研究方向是探讨煤与瓦斯的机理，这是至今尚未解决的国际性难题。他一头扎进实验室，放弃了所有的休息日，晚上也常常加班。说来谁也不相信，来北京一年多时间，他连天安门广场也没有去过。其实他非常想去看看北京风光，可实在抽不出时间。生病以后，他的同学硬拉着他去了亚运村和圆明园，这一天，他特别激动，在家信中感叹：“北京真大呀!”

　　在郑老师的指导下，王轩很快完成了“瓦斯突出”的二维模式实验课题报告。

　　当郑老师带着王轩所完成的预报系统前往煤矿实地安装调度的时候，他终于挺不住了，他的脊背剧烈疼痛起来，白细胞以惊人的速度上升，其中绝大多数是尚未发育的幼稚细胞和原始细胞。

　　直到豆大的汗珠从他的脸上滚落时，同事们才发现他的痛苦，那时他的病情已经让医生无能为力了。因脊椎神经失压引发脑血栓，他的双脚失去知觉，高烧使肺部布满了燎泡，巨痛使他满身大汗。

　　许多老师和同学来看他，他对他们说：“我对不起老师，对不起郑先生，力学所的事我不能做了，我再也不能为国尽忠了。”这几句话成了他的临终遗言。

　　王轩走了。

　　告别仪式凝重而悲戚。一位老师丢掉拐杖，上前抚摸着他的遗体：“你要是晚去20分钟就好了，国际劳工组织在你去世20分钟后发来贺电，祝贺你的成功，并邀请你去英国讲学，可你先走了。”

　　王轩的早逝在中国科学院引起强烈震动。当年还健在的著名科学家陈景润很难过，他说：　“王轩太可惜了。”

　　父亲把王轩的骨灰捧回老家，全家人哭成一团。

　　王轩的事迹经媒体报道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活鲜鲜的一个人走出大山，回来时却是一堆骨灰，老来丧子的痛苦让他的父亲实在承受不起，仿佛一夜之间，他的头发全白了。王轩的爷爷、奶奶也相继在这个时候去世了。不到两年时间，家里死了4个人。

　　王轩的弟弟王科在大哥去世后曾一度精神失常，每天深夜呼唤：“妈妈，大哥，你们回来！我要到你们那里去。”后被送到重庆精神病院治疗了 4个月，痊愈后学习成绩出类拔萃，极似王轩当年。

　　中科院力学所党委在王轩逝世一周年的时候，给他的父亲写来一封信，高度评价了王轩的一生。

　　据说，读信的时候，老人家老泪纵横，握信的一双手不住颤抖。

　　同一家媒体在不同的时间分别曾对这两件事做过报道。

　　编者在报道刘小宾的时候这样评价：刘小宾是好样的。他凭着对生命生活的无限留恋和强烈渴求，与死神与命运展开了不屈的抗争，他的一系列自救活动正体现了人性最本质的辉煌和灿烂。

　　对王轩，则高度地赞扬了他的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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